摘  要：在数字智治背景下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问题依然突出。敏感个人信息呈现泛化趋势；因果关系无限回溯、过度依赖结果归责、对罪过模糊推定，造成处罚范围异化扩张；因应新型犯罪手段，形式解释模糊入罪边界，与规范目的脱节。要摆脱这些困境，须动态调整保护范围，恪守主客观相统一，深化协同治理。具体地，对敏感个人信息应分类规制，对于一般敏感个人信息，应以前置法为基础，并辅以实质判断；对衍生敏感个人信息应分阶段考察，并通过检验信息的法律属性、多维阈值的匹配度、场景化校验三个阶层进行筛查。在归责方面，以个人信息类型与内容、获取和处理手段、流转方式与范围、危害后果等客观事实为基础，审慎判断行为人主观心态；再以该主观心态为尺度，合理限缩客观归责范围，通过客观与主观的关联和互证精准划定入罪边界。对新业态下“不纯正的新型犯罪”，宜充分借助刑法教义学方法，将具有实质可罚性的行为纳入规制范围；而对于“纯正的新型犯罪”则本质上属于立法与刑事政策有待解决的范畴，当前阶段只能审视不法链条中是否存在能够适用现有罪名的环节，否则只能通过前置法予以规制。

关键词：数字智治；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；新型犯罪；多元治理